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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至于衣老师为什么会说这个话，我到现在也是懵懵懂懂的。总之，当时的感觉非常不好。我与他素昧平生，怎么在听到姜海波的名字后就一改态度而刁难起我来了呢？！5因为这次不够友好的初识，使得我们后面会有联系（我去洛阳开会，一半是为与他改善关系），为后来有故事发生埋下了伏笔（我写到这里，很后悔，不去洛阳多好啊，不和衣一步步走近多好啊！）。

面试中，所报导师杨金海由于父亲去世回了河南老家，其余几位导师是：衣俊卿、魏海生、柴方国、李惠斌、鲁路、薛晓源。

魏海生问我如果脱产的招不了还读不读？我客气而委婉地笑笑说：“那可能就不读了。”（其实，就是说脱产的招不了就不读了，意思已经很明确了。）

写到这里再插一段题外话：

杨金海在面试前给衣俊卿说了自己的倾向，脱产招那个男生，别招我，怕我将来要在北京找工作，很麻烦（与我一同报考杨老师脱产的只有那个男生）6。也就是说，在我进那个会议室的门之前，结果是定了的。

杨老师在我报考前，一开始说让我读在职的，后来说两种都报，意即总有在职的保底。我报考杨老师的博士后，并非是慎重考虑的。2010年7月份出书联系了杨老师，纳入他主编的那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丛书”7。在请他和鲁克俭吃饭时，话赶话说到了博士后的事情。后来在11月份桂林开会时，我又说到到底报哪种类型时，杨还是坚持是在职的。我就有一点小不高兴了，觉得这人这么不利索。我一直在想，读在职博士后，没有多大意义，反而多了一些约束。而我已经说了要报考人家的博士后，如果不报的话，岂不是把人得罪了，将来也没法再联系了。那怎么办呢？不是说脱产的名额少吗？不是招不了吗？那我就只报脱产的，招不了正好，又不用读了，还不得罪人。不失为一个万全之策。况且，当时有几家别的单位的老师，主动说让我去他们那里读博士后。

抱着来京玩两天，来编译局跺一脚认识认识衣俊卿是何方神圣，也让大家认识我一下的态度，参加了博士后面试。

我靠自己的实力8被录取为脱产博士后。从此，我的噩梦也便开始了。

与衣的初识，给我留下了费解的谜，为什么他要为难我呢？我以后要来这里了，怎么能改变他对我的“不良”印象9呢？带着些困惑，带着些委屈，我结束了这次北京之行。

二、进站前的交往

进站前的交往，主要指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一事上与衣的联系。

4月份，马哲史年会即将在洛阳召开。我有点不想去了。在与姜海波打电话后，他说衣老师去。我就想，说不准可以修补一下面试时的小不愉快。

“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2011年年会，4月16日至19日在河南科技大学召开。

16日早餐时，无意间看到衣俊卿。他吃完后从我身边走过，我很自然地起身与他打招呼，他认出我来了，说：“你来了啊！”早饭后回到房间，我给姜海波打电话问他衣老师的手机号。问到后，我给衣打电话，说自己想去给他送书。他说：“一会你到会场偷偷给我吧，这会儿我在改一个稿子。”

在开会前，他与吴晓明等人站在那里聊天。我就过去把书送给他了。会后照相以及上午的会开完后，我们有过些目光的短暂交流。看来，这次洛阳并没有白来，他对我的印象应该是不错的。待了一天，我没有再参加第二天的小组讨论，也没有参加考察，坐大巴匆匆赶回家，还有一大堆的课要上呢！

5月份的样子，具体哪天记不得了。我得知自己通过了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的初审，兴奋地在电话中叫了起来。马上要上会了，材料在编译局李兴耕老师手里。我给导师杨金海打电话请他帮忙打个招呼10，杨老师拒绝我了（我当时也不知道，觉得杨老师很不近人情，现在想来，可能是他有自己的难处吧，兴许我让他说话的人是他的对立面呢！）。

尽管有其他的老师在帮忙，问题也不大。但我此时总觉得自己已经被录取为编译局的博士后，应该“求助”于衣。晚上，我给衣发信息，请他给李兴耕说说我的事情。第二天一早，衣说给韩庆祥说了，李未联系上。其实，我已经给韩老师打过电话，韩老师和李兴耕在一组。在桂林，与韩老师以及他的夫人聊过，他有印象的。要知道衣是给韩说，我就不给他说了。让韩老师觉得我这人这么事，好像不信任他似的。自衣给韩老师说过我后，韩老师就再没有就课题一事回复过我，可能直接给衣说了吧。

等到我得知自己会评也过了时，发信息给衣表示感谢。他发了一大段给我，说在此前韩已给他说过了。衣还在信中嘱咐我出去不要乱说，还说我素质不错将来能有较大发展，有什么问题同他联系，等等。我心里暖暖的，觉得自己去洛阳跑一趟没有白费功夫，这不这件事情上他就帮我了，而且还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其实，即便不找衣，会评也能过的。但我想，这是我们交往的一个借口吧。

6月的某一天，我接到博士后办公室董莹的一个电话，问我最近来北京吗，说转户口的事情需要我自己跑一趟。我说，刚好也有别的事情，我去一趟。

6月21日晚上，给衣发信息说自己来北京了，想去拜访他。发完信息后，手机在房间充电，我就去西单弄头发了（发梢有些黄，怕给人印象不好，去染黑了）。两个小时后回来，发现他发了两条信息，说自己出差刚回来，明天办公室见。

第二天，6月22日，我一大早起来去西单，准备给他买个什么贵重点的礼物，以表示感谢。商场开门都很晚，约的是下午2点见面。转了半天也没有看好合适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买东西怕人家觉得有特殊含义。如领带、皮带等似乎有感情因素在里边，我们还不熟。

我打电话问姜海波买什么好，他说直接给钱比较好。那给多少呢？我一直犯愁。况且，课题的事情，还是有别的老师起了主要作用的（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过了初评呢）。想来想去，我就拿了一万的现金去了他办公室，先试试水吧。初次在一起聊，我倒也不紧张。只听得他说，来了后参加典藏的课题，出国方便，编译局人际关系复杂，要低调，等等。他还说：“以前我们拿课题，都是给10万，今年青年项目都是给15万了啊！”（要是现在的我，他说这个什么意思，我肯定是清楚的了，但那会，我根本什么也听不出来）临走前，我拿着一个纸袋子（内装1万现金）给他放到茶几上，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他过去看了一眼，然后说你这是干什么呢。我说只是自己的一点心意，就走了。

户口的事情办了，衣老师也见了，我急匆匆买回家的火车票。没有买到卧铺，就直接买了张硬座，先上车再说吧！

6月23日，那天记忆深刻，是北京60年一遇的大暴雨。下午4点钟从宾馆出来，走了不到50米，天就下起来雨。情急中打了辆黑车去西站。雨越下越大，白昼如夜，车行驶在长安街上，一路堵。司机师傅就找小路绕，绕到哪里堵在哪里。车子在水中漂着，我的心也在漂着，司机本来要50元拉个近活儿赚个轻松钱，却没想到遇到暴雨，他情绪烦躁，嘟嘟囔囔说自己没有买涉水险。我默不作声，心中不仅对当天是否能赶上火车充满了担心，也对眼前这个陌生的黑车师傅有些害怕，虽然他看上去倒不像坏人；几乎看不清楚车窗外的景象，雨水铺天盖地而来，街上的路灯、车灯、雨幕混沌一片，广播中也对暴雨及路况进行着实况播报，我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心中生发出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感，对人生的隐隐的忧虑。

“漂”在暴雨中，心中无限感慨；与我同样经历2011大暴雨的人们，记录了那天的情境。等我回到家中，从网上看那天的北京时，才发现雨真的大的离谱。所幸在发车前，我跌跌撞撞赶上了火车，浑身湿透了，我给了司机100元，也耽误他时间了。本来没有买到卧铺票，上车后很好补票，有许多人因为这场雨而误了车。

写到此处，不得不说说前几天的61年一遇的大暴雨。2012年7月21日，那天中午与衣老师在文府大厨吃过饭，回来的路上下起来雨。但雨下的最大的时候，我在宿舍，没有注意窗外的情形。

同样是暴雨，身处的位置不同，心理感受便也截然不同。

三、霞多丽：第一次吃饭

2011年7月进站，期间与衣老师发过几条信息。他总出差，约好一个周日见面。8月21日，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单独吃饭。他让我去西单大悦城等他。我纳闷了，大悦城也是包罗万象的，有吃有住有玩，我怎么等呢？正不知如何是好时，他来电话了，说在鄂尔多斯大厦旁边的半地下的霞多丽日本料理店，他在路边接我。我打车到了，远远看到了那个高大的男人。

第一次吃饭，他点的，喝的是日本清酒，一共喝了2小壶。期间，主要围绕一个话题即怎么把我的档案从原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拿出来的问题。

他给我出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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