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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部分（第1页）

“12。5事件”后，我找过符军，他不是在会上拍过胸吗？我要他赶紧把材料整出来，但就是拿不出来。会上罗列的那些都难以准确地落实在孔、傅头上。例如焚烧我们学校的办公大楼，这是和“7。20事件”同时发生的事，这很典型呀，如果能落实，那孔、傅岂不是罪责难逃？但就是落实不到孔、傅二人的头上（后来纵火者也被抓了，但据说不是孔、傅所为，是22中另外的学生）。我追符军很紧，后来他干脆躲着我，再后来，他也被抓走了。没有过硬的材料，我见到曾、刘都难以开口。但我没放弃努力，只要有机会，我就向曾、刘以下的一些人如张绪（时警司副司令员）、刘海江（时武汉军区的一个部长，支左人员）“吹风”孔、傅不是好人。我们对他是“罚不当罪”，李乾是革命小将，我们是小将犯错误。等等。他们告诉我：这事不能急，往后处理好，越往后越好。这些话，我向耿其华，何儒非，向我的战友们都说过。

因“12。5事件”造成的“红十月”内部分裂，我心里很不安，感到压力很大。1968年1月20日，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被武汉军区临时党委批准，任市革委会常委。我窃以为是一个好的信号。为什么？因为在革委会筹建期间，其拟任人员都是填了政审表的，学校的“12。5事件”早已不是秘密。我是“12。5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军区领导都是知道的。而我被批准进市革委会了，那事件的相关人员，当然包括李乾等人的处理，可能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我心安了不少。但我的战友中有的不是这样认为，我已经忘记具体为么事，我和我同班的战友发生了争执，他最后的话深深地刺激了我，而这话与我们争执的问题毫不相干。他极冷峻地对我说：你以为你面前会再有一个李乾吗？那意思是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我是靠着出卖李乾等人，或者是踏着李乾等人这块垫脚石上去的，我当时惊呆了！我昔日的战友怎么会这样看我？我很难过，后面还有难堪的事。1968年3月，二炮来汉征兵，当时来汉征兵的还有铁道兵，准备去越南的。可能因我们学校是重点中学，二炮到我们学校来招兵了。我当时谁也没打招呼就报了名，经过体检，我被录取了，我真高兴。不知是谁告诉的，李乾的妈妈、姐姐突然到学校来了，就在陈××老师的那间寝室里。他们说了许多，意思是李乾还关在牢里，你们是头头呀，你们有责任。你怎么参军屁股一拍就走了呢？李乾没出来，你不能走，等等。面对泪流满面痛苦不已的李乾的亲人，我真是百感交集，禁不住也哭了起来，真不知道该对李乾的妈妈、姐姐说些什么，怎么说。旁边也围着些人，长时间的静场。最后是陈××老师，他也是眼泪涟涟地安慰李乾的妈妈：柳英发虽然参军了，他说了还是要管李乾的，学校也要管的，他目前只能这样了，问题往后拖拖，只会解决得好些。那场面今天回想起来心里也是酸楚楚的。

后来，“三反一粉碎”开始了。这样，我就没走了。当时方铭，张昭剑他们也不让我走，表面上是热情诚恳的，我内心却有疑虑，是不是因为学校的“12。5事件”？这个疑虑当时我对谁都没有说，是因为参军要走之前，我向张绪提出要求：想见见李乾。张绪当时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安排，就是留下来之后，张绪也不跟我谈这个了，这叫我不安，因为当时我是把他们对我的态度作为“12。5事件”的晴雨表的。但这个不安，后来还是因几个事的发生而打消了，尽管这个被打消的时间不长。

1968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在市革委会参与组织领导这个工作。当时在大会小会上我都表态：我带头上山下乡。在一次会上我还对张体学（时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湖北省省长）说：干部子女要带头。我还点了他的子女在华师一附中要带头上山下乡。在省市召开的万人动员大会上，我发言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现在我们上山下乡，是红卫兵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们只能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才能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并在会上宣布，我本人决心上山下乡，请市革委会方铭主任批准。当时方铭站起来带头鼓掌。在市革委会，方铭特别对我说，我答应过你到我们15军当兵的，你要想去的话，现在还可以去。我当即说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去当兵呢？不过方铭这话，让我认为当初不让我去二炮，与“12。5事件”没关系。1968年12月1日，我们下乡出发时，刘海江（时任市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特地到现场送我。下去不到半年，刘海江曾对我说，市革委会准备调你回来，愿不愿意？我说不行，不行，这不成了“下乡镀金”了，后来1969年国庆，二十年大庆，我下去的潜江县有两名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这是个特例，我是单独被通知，只身回汉到洪山宾馆报到的。梁仁魁（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湖北省观礼代表团团长）告诉我，你的名额是武汉市给的。但我编在荆洲地区分团，当晚湖北团就离汉赴京了。这些，使我对“12。5事件”处理的结果看好了，心情十分舒畅。

10月16日，我随湖北代表团从北京回汉，即参加省革委会贯彻中央9。27指示扩大会议。会议名义批“北、决、扬”，实际上是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我被人引导去见曾思玉时，他一反从前，脸色冷冰冰的，连和我握手都十分勉强。这是我到汉后第一次见曾思玉，说实话，心里发凉。接着，在荆州地区小组会议上，张体学也借杨道远的事敲打我。我年轻气盛，不懂政治，在会上同张体学争执起来。我的印象是一个下午的小组会，差不多就是我和张体学在讲。这是怎么回事啊？“北、决、扬”在武汉出现时，我们就不赞成、反对。中央指示要批，你批它好了，怎么批起我们来了呢？我问杨道远，他叫我不要吱声，参加会就是了。会议结束，我没随荆州团回去，自己留下来了。遵照中央指示精神，要去北京办学习班，我找到市革委会政工组长张景禄（军代表），要求参加。他说，学习班不要中学生。结果未去成。通过这个会，在北京观礼产生的那种兴奋喜悦的心情全没有了，我感到：厄运开始了。

在这之前，1969年春节后，学校工宣队为“12。5事件”把我们弄到学校办学习班，我、何儒非等相关人员都参加了。学习班主持人向我们介绍了孔威、傅强及其家人的情况，给我们很大的触动。我、何儒非等人都哭了。当时我们认为打死孔威、傅强，的确是错了，错得厉害。后来，交待事情经过。我们没有隐瞒，我们一直认为，事件的经过，在这次学习班就交待清楚了，并诚心诚意地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情还是好的。况且，刚才说了，在10月我还作为知青代表去北京观礼，去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了。但现在，贯彻9。27指示大会之后，我沮丧了，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了。

的确如此。之后学习班不断，学校工宣队办，下乡所在的区、县办，省、市也办，我不细说了。我粗线条地，主要还是讲与“12。5事件”有关的，当然有时“北、决、扬”、“5。16”问题也要涉及一下。

1970年新年伊始，就开展了“一打三反”运动。“12。5事件”再次被提出，我们又被从农村弄回到学校办学习班了。这次主办学习班的工宣队人员全换了。据说上次工宣队都是造反派人员组成，这是一个变化。再一个变化，就是学习班除弄清“12。5事件”过程之外，提出要揪“黑手”，好像我们几个学生不可能决定这样的事，这似乎成了规律：一有事就要揪黑手。比如说，1969年春，朱鸿霞（钢工总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李想玉（钢“九一三”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吴炎金（工造一号勤务员、市革委会副主任）等三人写大字报，全市搞“反复旧”，除批他们外，就要大揪幕后黑手。“12。5事件”黑手是谁？学习班意图很清楚，要我们指认就是耿其华，因为他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他们直接对我说，祁援朝第一次来学校向李乾报信后，耿其华，宁汉文（时革委会副主任，教师），李乾等人开会就商定了，要集合人去22中抓人。耿其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去，打死了人我负责。我说我不知道这一情节，我参加的不是这个会。我在参加会的期间没有见到耿其华在场。决定“翻门坎”是这次会决定的，我表了态说打死。你们讲的情节就是真的吧，与我们这次会也不同。去22中抓人，冲突起来，场面肯定混乱，互伤死都有可能。耿说那个话也有可能，他是主任。但我们的会转了向，祁援朝第二次来说，他们走了。去22中抓人不可能了，而耿的话是具体对此的。后改为“翻门坎”，不是去22中了，耿不是对此表态。“翻门坎”是我们定的，耿不在场，不能负这个责。可能他说的那个话对李乾会有影响，但我们不知道。我还以第二天清晨去耿寝室拿长裤、中午开会耿发脾气为由拒绝指认耿是“黑手”。我反复说，“翻门坎”这事是我们几个人决定的，我表态先是不同意打死，后同意了。当时我虽不是学校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但以我的身份说同意打死，那份量是重的。他们就说，你们不要把担子往自己身上拉，这担子你们挑不起的，承担了对你们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反正是软硬兼施，要我们指认耿是“黑手”。

往老师头上引，抓“黑手”不成。后来随着“两清”（清查“5。16”和“北、决、扬”）运动的深入，就把“12。5事件”与任爱生（省革委会副主任、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挂上。他们先说，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流氓没关系”，可能觉得这个说法没有份量，不久他们又改说成任爱生说了“打死几个老保没关系”。这个改变就意味深长了。我说不知道，也没听说任爱生说了这话。退一万步说，就是任说了，按语气推论，只能是事件之后，有人向他说了，他表个态而已。事件之前他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22中的符军在1967年5月营救任爱生之后（当时任爱生被三字兵绑架关押在22中，他跳楼把腿摔断，我们参加把任抢了出来），他与任的来往有一些。尽管如此，打死孔、傅的决策会是在我们学校由我们主持的。符军本人是中途被叫到会场的，我们告诉他才知道。当然他拍胸表态的作用不可小看，但完全不可能事先请示了任爱生，顶多是他事后向任提及了此事，怎么能说任爱生是“黑手”呢？还补充一点，省、市革委会成立之前，任爱生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之后，我与任爱生有多次见面（开会时或其它场合），但我对任爱生从未说过“12。5事件”，他也没有向我说过，尽管他清楚知道我是谁。

黑手抓不着，事情的经过交待过去交待过来，就是那些了，后来就不提它了。他们一门心思在我们中间深挖细找“北、决、扬”、“5。16”了。我只说一件事，1972年4月至1973年1月，我在省里参加学习班，做我的动力有两个人，一个是学校工宣队的工人师傅，一个是我下放的潜江县区银行的干部。学习班名义是“批林整风”，实际上是清查“5。16”骨干分子，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后来在1974年春季，批林批孔的时候，我被省委组织部通知从潜江回汉。其间我看到关于这次学习班的三个材料，一是这次学习班“268名‘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有我；二是在这次学习班中“关于对柳英发的突破方案”，其中说我是“武汉‘5。16’分团核心班子成员、二司‘5。16’五人领导小组成员”；三是在1972年11月拟定的（当时学习班还未结束）18名特别‘5。16’重要骨干分子名单，其中也有我，上有曾思玉的批示：“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处极刑。”什么叫“惊心动魄”？什么叫“残酷”？我算是有体会了。

再回头说“12。5事件”学习班。虽然指认黑手问题被我拒绝了，并且态度坚决，但说实话，一提起这事，我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在前段的学习班，一时“12。5”，一时“5。16”，翻过去复过来。“两清”说我在哪里开会、哪些人参加了、发填了什么表，时间、地点、人物，说得活灵活现，我硬是顶了起来，因为那是根本莫须有的，自己心中有数，底气十足，但一提起“12。5事件”，腰杆子就软了。打死两人还伤四人（包括我校误伤的两名同学），人命关天啊，所以老老实实写交待材料，主要责任在我，痛哭流涕地说自己是不沾血的凶手、是主谋，表示认错、认罪，愿意接受任何处罚。但要以此为要挟，要我承认是“北、决、扬”、“5。16”是办不到的。说实话，从1969年春开始办学习班，之后几年，连续不断，我们还是很自觉“斗私批修”，老老实实地交待“12。5事件”。尽管“北、决、扬”、“5。16”分子对我们是莫须有的，但对某些错误思想对自己的影响还是认认真真作自我批判的。但越往后来，越是发现他们对我们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往死里整。

从1973年8月至1976年8月，我多次找军区“三办”有关人员，多次向省市委领导姜一，韩宁夫，王克文写信，也在一些场合与省市委的赵辛初，姜一，王克文等领导当面谈，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几经反复，对“12。5事件”总算有了个结果。1974年和1976年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员在中法或在我单位讯问“12。5事件”。最后在1976年8月，未经庭审和宣判的程序就直接给了我一张判决书。其中关于我的一段是：“被告人柳英发参加枪杀孔、傅的策划会议，赞同被告李乾等人的犯罪活动，事后又参加纵容被告李乾逃跑的会议。破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对被告柳英发免于刑事处分。”

1976年10月6日，王、张、江、姚“四人帮”被强力隔离。1977年1月23日至10月19日，经武汉市委批准我在武昌车辆厂被隔离审查，之后在车间边劳动边交待问题，听候处理。1978年3月20日武汉市中级法院到车间以“开枪杀人”案为由逮捕了我。在监狱羁押了18个月又7天后，于1979年9月27日释放，口头要我回原单位。后来又行文，说“关押不当”、“补发工资”云云。

说来也巧，1969年9月27日，有那个指示后，我的厄运开始，1979年9月27日我走出监狱。所以我说过：“始于‘9。27’，了于‘9。27’。”其实也没有全“了”。1987年武汉市工交政治部对我文革作结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所列有三条。第一条，1974年团省委“补台”是参与张立国（时省革委会副主任，原新华工负责人）的“篡党夺权”。第二条就是为杨道远翻案。第三条就是“12。5事件”。工厂并行文，说柳英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记行政大过一次。行文前工厂有关部门找我谈话，说你今后入党、提干是不行的，但不会影响你技术职称的评定和工资晋级。对三条我当即都作了申诉。对第一条，1974年我“补台”团省委书记，是省委的决定，省委组织部找我谈过话，赵辛初，姜一两书记当面对我谈过。张立国只是把我引到团省委去见了毛菊元（团省委书记）等人。第二条，为杨翻案的文字经过写的是对的，但性质完全不同。我们是翻杨道远“5。16”、“北、决、扬”的案。他们说杨道远是“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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