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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1页）

李曜心中一喜，不过嘴上还是要谦虚一下：“昨日之事，还是潞帅平时管教得法，纵然有些小人挑唆生事，却仍有如李壮武这般忠义之士为节帅死战。某不过恰逢其会，节帅此奖，实是不敢克当。”

唐朝之时，官民之间不比“煌煌大清”，官与官相见，各自自称为“某”；官与民相见，也同样各自自称为“某”。这时的官员，就连“本官”都极少说起，哪怕身居相位，非到极端情况下，也少有自称“本相”的。

李克恭笑着摆手：“五郎稍安勿躁，且听某说完。”他轻咳一声，道：“某闻令尊曾云，贵铁坊产量进些时日已然大增，而这其中，五郎你出力甚多。并帅河东之处，有军器监，不论人数，还是作坊大小，均十倍于贵铁坊，然则产量却反而犹有不及……五郎既有大才，不知可有心去河东谋一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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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曜心中有事，面色不免沉重，回到客栈之时，卢三还以为出了什么坏事，连忙上前探寻，哪知李曜告诉他的都是好消息：货款两清，万贯赏赐。卢三不禁有些奇怪，既然如此，为何郎君这般神色。

李曜没有将李克恭的邀请告诉卢三，是因为自己有些难以决断。

去太原，这倒是李曜之前就打定主意的事，但那是因为李曜觉得自己对天下大势毫无影响力，去太原那地方，至少可能保得住一世平安。但是眼下李克恭竟然提出这样一个邀请，李曜却是有些犹豫了。

按照历史大势，李克用的沙陀集团最终是击败了朱温的汴梁集团成为五代最终的胜利者，不过李克用自己没有取胜，李存勖暂时胜利，但没保住胜利果实，而后经过历代数十载变乱，最终是赵匡胤开创了宋朝，结束动乱……只可惜，宋朝再富庶，却始终无力在军事和政治上达到唐朝对周边各国的威慑力，汉人天下始终被北地胡虏压制，雄风不再。

如果可以，李曜其实更愿意帮助大唐重振雄风，只是……还是那句话，他现在根本不够这个格。

叹了口气，李曜转头对卢三道：“待会儿，节帅府会送来赏赐的钱帛，届时你拿五千贯，陪王燕然去一趟凶肆，买下棺木石椁等物回来安置，我们明早就走。”

卢三微微有些惊讶，但郎君自是郎君，郎君既然决定，他便照办就是，于是点了点头：“郎君但可放心，卢三省得。”

李曜回到房中，踱步片刻，走到书案边摊纸研墨，沙沙沙沙不知写些什么。李曜所住客栈，是潞州城中最好的几家之一，商队其余人等自然不会安置在此。他的纸笔是随商队带着的，以方便每日写下日记。

今天李曜因为李克恭的一番话，对唐末经济颇有思索，打算顺手记下。至于今后这些文字是否有用，是否无用，他此刻却也懒得去想。更不会预料到，这些稿件日后会被整理成后世赫赫有名的《圣宗百论》。

今日李曜所写，题目为《大唐财赋制度论》。题目较大，但李曜着笔之处，主要却是安史之乱以后。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分界点，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经济随之遭到很大破坏，因此朝廷开始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具体手段譬如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开始实行两税法，按照后世的专业术语来说，这标志着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在这一时期帝国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并最终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安史之乱发生后，朝廷财政无疑十分窘迫。一方面是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的物资，而另一方面，则是方镇割据局面的加剧，使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地区不断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朝廷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等人整顿赋税制度，来挽救财政危机。

刘晏此人，可谓唐朝“经济学大家”，他的理财，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改进遭运，二是改革盐政，三是施行常平法。

刘晏的理财方案一步步实施，对李唐朝廷后期的经济起到一定的挽救作用，对寻常百姓也在客观上有不少好处，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与管仲、萧何等古之名相并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经济改革，也就是杨炎的两税法了。杨炎，字公南，凤翔（陕西凤朔）人，唐德宗时的宰相，也是唐代的著名理财家。在他主持下，改变了过去的租庸调制为两税法，这不仅是唐代，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赋税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情。

从古至今，任何制度的出台都有其历史背景，两税法亦然，其实行的历史背景是：均田制的破坏、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安史之乱的后果影响、农民起义的推动。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个层次的地主手里集中，朝廷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后世出土的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这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

而在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就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那个时候，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所以这种地方，既是一个生产所在，同时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而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也叫做“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劳动力，也就是所谓生产者。地主阶层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就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

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像代州李家那样，找庄客长工来做事还加付薪水的东家，本身是比较少见的，这也是李曜在庄户们心目中很是“仁厚”的缘由之一。

另外雇佣关系在唐朝后期，也有较大发展。855年（大中九年），朝廷颁发的令文说：“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欲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因此，在当时社会的各类田庄中者都有一批雇农，做为一种补充性的劳动人手存在。当然，大多数雇农所得的报酬是极为低微的，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跟后世相对平等的雇佣关系不同，前者有极大的强制性，雇农的处境通常都比较悲惨。即便李曜家中田庄的雇农，李曜一声令下，他们也得去铁坊帮忙，只是代州李家可算相当公道的东家，不仅发钱，还发奖励，因此那些工匠学徒才会那么轻易地被李曜调动起来，干劲十足。

再有就是，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是有明显区别的。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劳动者，主要是世袭性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而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则都属契约性的，他们至少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自由。但是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李唐朝廷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仅23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很显然，这就使国家的收入大幅减少，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这许多糟糕之极的情况，公元780年，杨炎上书德宗皇帝，提出实行两税法的计划，获批准后，遂开始在各地推行。

两税法之利，前文已有所述，但是两税法也有严重弊病，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不仅没有阻止土地兼并，反而使之越发加剧。而且两税法的税额是钱，但要以实物折合上交，这给各地官吏进行贪污提供了可趁之机。再有就是，在两税法实行不久，皇帝、宰相们仍然缺钱，于是又巧立名目想法搜刮，苛捐杂税又纷纷恢复，这就等同于征收了双重的赋税徭役，百姓的负担因而变得更加沉重。

除此之外，作为后世人，李曜特别关注唐朝的商业发展。

唐朝前期，北方有许多商业中心，但在安史之乱后，大多毁于战火。而南方的商业城市则日益增多，南方遂逐渐成为全国商业中心。

李曜关注商业，不仅仅是因为商业可以“以钱生钱”，还在于商业可以带来物资的流通，互通有无的作用特别明显。其实在此时的各商业城市中，很多后世常见的商业模式，也已经出现，譬如夜市就己经很普遍了。王建诗《夜看扬州市》中说：“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又有《送友游吴越》诗说：“……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这些诗歌都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商业城市中夜市的繁华。夜市的繁华，一来表示城市居民手头有了闲钱，二来表示可以用以交换买卖的物资开始出现富余，当然也可以说是此处所缺，别处所余，但是经过这样一交易，就容易取得两地物产以及流通的平衡，这对社会的作用是很大的。譬如说战争时期，交战地的粮食价格肯定暴涨，而周边也会跟着上扬，但如果再远一些，譬如河东打仗，没理由扬州杭州的粮食会涨价。

这就不得不提另一个物资交流的重要产物：集市。就在许多商业城市出现的同时，在农村中或一些城市的郊区，也开始出现定期的集市——又称为“草市”、“村市”等。它们的出现和存在，则大大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为以后小城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李曜记得自己当年小的时候在农村，也会跟着刚刚被平反的祖父去赶集。在那个年代，有不少东西只有等到赶集的时候，才能买得到。集市，作用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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