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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出发，一路上我们高喊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引起沿途很多市民的驻足观望，用一种惊讶的眼光看着我们，显然没想到有人敢明目张胆要炮轰省委，这是不是右派翻天了？！

我在武昌南站被我校的红卫兵纠察队拦住，说我不是南下的学生不让我上车，赵桂林据理力争说上北京是毛主席赋予的权力，谁也不能剥夺，但没用，他们不跟你讲道理，我第一次感到了道理在武力面前的无奈。我握着赵桂林的手泪水直流，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上车。在我极度失望的时候，一个人走过来说他是湖北大学红八月的叫贾××，问我还想不想去北京？贾××当时是湖大有名的“一小撮”，他曾贴出大字报，一个人要和湖大的官办“文化革命委员会”辩论。我成天泡在湖大，当然知道这人，只是未曾接触过，一听说是贾××马上就有一种完全的信任，感到有了希望，连忙说当然想去。他说你照我说的做保你能去北京。我问怎么做，他说你先假装朝车站外面走，趁那伙纠查队不注意的时候再偷偷返回来藏在车站的花坛里，然后再听他的安排。照他说的我返回后躲藏在花坛足有半个多小时，贾××就像没事人似的在附近踱来踱去，突然他走过来说快出来上车。这时汽笛已响，那伙纠查队以为已胜利完成任务，撤一边去了，我在最后一分钟跳上了火车，当我再次握着赵桂林的手时忍不住又一次想流泪。

终于到了北京，那种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尤其是像我这样第一次到北京的人。为了满足我们要看看天安门的愿望，接我们的大客车特地从天安门前走过，没想到天安门远没有我们在电影的画面里感觉到的那样大，不少人脱口而出：比想象的小多了。

9月7号晚上，周总理、陶铸等中央首长在中国人民大学操场接见了我们。当时在场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数千人，大会组织者特地把来自武汉的我们安排在了最前面，景仰已久的中央领导人就在我们面前。周总理最先讲话，当我听到“你们昨天的大会，因为我们没得到消息，没传到我们手中，很对不住你们，让你们白白等了八个小时，我们觉得很抱歉，所以今天我们听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王力同志、戚本禹同志告诉我们这件事，我们马上决定开这个大会”时，对比在“9。2…4”绝食事件中湖北省委的态度，我眼泪花花地流了下来。周总理儒雅的风度使我着迷，他指挥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神韵和丰采只能用完美来形容，那场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在北京走了几个学校，感觉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都是自由的，完全没有了在武汉所感到的那种压抑。

9月8号陶铸接见傅军胜等九名南下学生的代表，他批评了湖北省委对待南下学生的态度，作出了明显有利于“一小撮”和“少数派”的三点指示。

带着胜利的喜悦我们回到了武汉。我们人还没到，陶铸的三点指示已经传遍武汉三镇，少数派有点要翻身的味道。但没过一天，铺天盖地的传单和大字报说我们是造谣，湖北省委拿出了完全不同的陶铸四点指示。陶铸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仅次于周总理的第四号人物，无疑是湖北省委在造谣。这样我们同湖北省委的对立情绪更大。

在湖大期间，结识了不少支持南下“一小撮”的中学生，我们自称“少数派”，但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不能形成战斗力，几次酝酿成立武汉市的中学生“少数派”组织，但最后都没有结果，我感觉到这是由于没有根基的原因，建立“少数派”的组织要从自己的学校开始。这想法和我校的许多“少数派”不谋而合。《红十月造反公社》已是躁动腹中的婴儿，诞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1966年10月１8号下午，在原外语教研组的办公室里，我们十几个“少数派”的学生坐在一起，从初三到高三的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正式商讨成立自己的组织。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为了不给对方辫子抓，尽管我们对“血统论”是不赞成的，但还是注意了对这十几个人出身的了解。

我们是在行使毛主席给我们的神圣权利：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革命。这是一批有思想的人，都不愿意自己只是简单地重复过去，都想有新意。

大家七嘴八舌地边说边议：

“成立组织总得有个名字，先把名字定下来。”

“当年马克思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和巴黎公社的原则，我们的组织要以巴黎公社为蓝本，不要叫什么战斗队，就叫公社。”

“毛主席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就是要造修正主义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湖北省委的反，这个公社叫造反公社。”

“现在是十月份，这个公社是十月份诞生的，就叫十月造反公社。”

“十月是红色的，共和国就是在十月诞生的，前面要加个红字，叫红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字好，有气势。”

“我们这个组织是红卫兵组织，这点也应该表示出来。”

“我们要和“三字兵”区别开来，红卫兵前面要加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红卫兵。全称就是《红旗中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十月造反公社》。”

这个名称大家一致通过，这些“一小撮”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组织，再不是一盘散沙了。有人接着说那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呢？

各种意见又出来了：

“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我不同意。十六条都说了要保护少数。多数人错了怎么办？”

“这话是不错，但总不能一个集体按少数人的意见办吧？”

“如果少数只能服从多数，那我们这个公社连出生的可能性都没有，少数人的意见要在公社的决议里完整地表现出来。”

“一个组织总不能没有一个集体的态度和意志，把两种或几种意见都拿出去那还有什么战斗力？”

何儒非说我看是不是这样，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

有人提出疑问；“协商的结果能够一致当然没话说，如果不能一致怎么办？”

“协商一致这个原则好。坚持这个原则至少可以避免以势压人，可以让少数人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的机会。我们这个组织一定要坚持民主的原则，我们都是尝过以势压人的苦头的，不能让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重演。”何儒非接着说。

“那还是没有回答无法一致的时候怎么办的问题。”提这问题的人显然也在认真思考。

“在无法协商一致的时候，可以这样，公社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不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且还不要求他们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去行事。”

“那这样我们就不是一个战斗的整体，随时都有分裂的可能。”有人插话。

“我的话没有说完，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都要以大局为重，相互尊重，对事不对人，要勇于坚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错误。只要是出于公心，分裂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何儒非沿着他的思路继续往下说。

会场上没有人再提出新的疑问。

“今天可以只形成一个初步的意见：不强调少数服从多数，不允许多数压制少数，强调协商一致的原则，实行一段时间后再修改完善。”何儒非也给他的意见留有了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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