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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9部分（第1页）

东方人的心理。”凭借这些优越之处，“公牛”波特纳对粉碎这个小岛上的密谋充满着自信。

次日上午，波特纳走进科尔森的办公室。科尔森表现得镇定自若，就像平日里一个老资格的长官在向新来的下属传达特别指令。刚刚在釜山耳濡目染了一场新闻风暴的波特纳，不由地暗自称奇。为对集中营先有一个初步印象，波特纳坐上吉普车去集中营区兜风。忽然，他被映人眼帘的景象惊呆了。战俘营里的气氛不仅紧张异常，而且咄咄逼人。“在战俘营里，俘虏们不时地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游行，挥舞共产党旗帜，一齐大声唱歌、喊叫。营地中央矗立着斯大林和金日成塑像，一旁的旗杆上红旗在迎风飘扬。战俘们试图推倒营地周围的环状栅栏，还不住地咒骂在外边巡逻的韩国士兵。各个集中营都在铁皮棚子顶上安置了一名充当哨兵的战俘，传递和接收着某种信号。从外面望去，营地和营房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营地的环状栅栏由一排排几近腐朽的小树干构成，一卷卷倒刺在外的铁丝网相互缠绕其上。圆桶状的岗楼坐落在栅栏以里的角落处。无怪乎那些稍有理智的士兵总要称这里是一塌糊涂。”

此时宣传战线上也是一塌糊涂。在整个共产党世界，报纸的大字标题都是有关杜德认罪的公告。那份供驻韩国和日本的全体联合国军事人员阅读的《星条旗报》，登载了反映战俘暴乱、死伤以及大量共产党宣传品的新闻图片。在板门店，南日正经历一个特别愉快的时刻。对于杜德的供认不讳，他的兴奋溢于言表。联合国军的一揽子建议，他说，恰恰表明“你方并没有愿就战俘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从而在朝鲜实现停火的诚意。铁的和不容置疑的事实是，我们的被俘人员正在对你们的非人道待遇进行决然的抗拒，正在同你们的强迫甄别进行正义的斗争。事实证明，你方强行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充当炮灰的阴谋，是永远不会得逞的。”

尴尬的乔伊只得答复说，看来很明显，共产党方面仍不打算接受4月28日联合国军提出的公平合理的停战建议。在返回基地兵营的路上他心里清楚，他的一揽子方案，其失败的命运已经昭然若揭。果真如此，他将不得不辞去首席代表的职务。这天的《星条旗报》上没登载慰问辞。有两版篇幅被共产党提供的图片占得满满当当。图片上的联合国军战俘，有的正在做游戏，有的正在自由活动。这些图片旨在向全世界表明共产党人对待他们的俘虏是多么的人道。

那天，在第2后勤司令部，第8集团军的一个军官团裁决杜德和科尔森不受指责。但范佛里特将军却建议给予杜德以行政处分，给予科尔森以惩戒性处分。克拉克对第8集团军的裁决报告极为不满，决定重组调查团前去审理。新调查团将两位准将降级为上校。由于扬特没有删除科尔森声明中那些极具危害性的言辞，调查团也一并将他处罚。陆军部对上述决定表示赞同。

第二天一早，波特纳接到报告，说一个志愿军战俘营正在举行大规模示威。一个美国兵开枪打死了一名战俘。这时的波特纳简直无愧于他的绰号。“由于汲取了杜德的教训，起初我决定先置身事外。后来我发现我的参谋人员缺乏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办起事来很不得力，而我以前曾同他们打过10多年交道，无论是作为朋友，作为盟邦，还是作为敌人，况且，我还是这里的总管。于是，我决定承担起责任。”

为不引起注意，他带上随从参谋，乘吉普车绕道来到中国人战俘营。他们见到了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在集中营里，近6000名中国战俘，人手一面蓝色或黄色小旗，正在有节奏地高声或低声吟唱着，手中的旗帜也随之舞动，在集中营外面，数千美军士兵喧嚣成一团，好像正在旁观一场大火或者争看一场演出。他们一面挥动着拳头，一面向中国人喊着粗话。

波特纳命令一个随从，二级准尉罗伯特·米尔斯，去把这伙美军的头头、志愿军战俘头儿外加一名翻译一同找来。“不要通知其他人，也不要让这帮家伙看见你。”

米尔斯带回一个谢了顶，留有一撮小胡子和一身步兵装束的人。

“谁是这里的指挥官？”

“是我。”说话者是9团3营营长罗伯特·加勒特中校。

“这是怎么搞的，真见鬼！让那些与该集中营无关的美国杂种滚蛋！”

不到半小时，加勒特报告说示威已停止。调查表明一名战俘被杀，责任在美方。波特纳派人送去20卷手纸和一夸脱红药水，让中国人制作举行葬礼用的纸花。　“我告诉他们，我将派一名美军上尉代表我出席葬礼。他们要求让7000名战俘步行去墓地，对此我加以拒绝。但我安排了一辆配有卫兵的卡车，用来运送尸体和参加葬礼的人。此后，中国战俘营再也未找我的麻烦。”

5月17日，克拉克将军通知乔伊上将，不再在巨济岛进行个人甄别。“只要可行，即派联络官通知共产党方面，说大约8万人将重归其控制。同时指明，只要他们原则上同意修正后的数字，不久即可得到一份至少不低于该数字的战俘花名册。”

克拉克的建议使乔伊及代表们大为震惊。他们答复克拉克，“我们认为，提供给共产党的任何新数字必须是一个确定的数字。重复一下，确定的数字。而不是阁下信件中所计划的那个大约数。在我们看来这一点绝对必要。联合国军向共产党方面提交一个新的、庞大的不确定数字，必将使其倍受鼓舞，从而采取进一步的谴责行动。而由此造成的对问题的拖延，又要迫使联合国军再次增大刚刚提交的数字。总之，提交一个新的不确定数字，关系到联合国军能否坚持其鲜明的立场。这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

为提防将来发生大规模的暴动或逃跑，波特纳构思出一个分三步走的计划。首先，逐渐控制拥挤超员的所有战俘营；第二，拆毁那些不适宜居住的战俘营和难民村；第三，将参与骚乱的战俘驱往新落成的小型集中营，每营至多不超过500人。最后一步几星期后实施，而头两步必须立即执行。“我还对战俘施以手腕，旨在使北朝鲜人与中国人相互为敌。我先到中国人那边。为诱其上钩，我故意用模棱两可的言辞迷惑他们，让他们觉得似乎他们得听北朝鲜人的。后来中国人发觉在我面前丢了‘面子’，于是，他们和北朝鲜人之间就产生了裂痕。另一方面，北朝鲜人试图压我谈判，但我需要时间来建立管理规章。因此，我让部下将战俘们写给我的信全都交到我手上。我至今记得，有一次我觉得一封信中提出的要求太过分，于是大吼了一声，‘战俘岂可谈判！’结果反把副官吓了一跳。”

随着战俘营内紧张局势与日剧增，一些观察家对波特纳的推土机策略提出了抗议。美联社报道说，波特纳是以“沙袋、掩体和重新配置的火力”来支持其政策的。在各个战略据点都修筑起掩体，“每个掩体都由2至3名联合国军士兵24小时轮番执勤。车箱四周架设着50毫米口径机关枪的卡车在集中营门口警戒。22辆坦克随时处于战备状态，一俟命令下达，即可马上出击。波特纳还下令将位于集中营区角落里的岗楼向外挪移50英尺，给机枪手们以更为广阔的射击视角。”不用说，波特纳来前，岗楼是位于集中营区里面的。为避免侵扰，他就把它们移到外面。一周之内，波特纳整顿了管理局，剔除了不胜任工作的员工，动员起全部军队进入战斗准备，并命令他们枪不离手。他向各个集中营下达命令，让战俘们降下旗帜，涂掉带侮辱性字眼儿的标语，并捣毁共产党领袖的塑像。不过，他往往留出一个恰当的时间，以让他们从容照办。

“我们从未使他们感到意外，”波特纳追述道，“所有的命令都以书面形式下达。有关内容不仅通知他们的头头，还通过广播让所有战俘知晓。为不暴露我们的意图，所有参加行动的士兵都是分批分步进行演习。因此，当我们发起行动时，战俘们都对行动的突然性和细微之处的准确性深感惊讶。我勒令营房顶上打信号的战俘限期撤走，他们果然进行抵制。直到从不远处射来一颗8号滑膛枪弹击中一个人的大腿，他们才最后撤离。我的下一道命令是禁止战俘们倚靠环状栅栏并将其活动范围限制在距栅栏5码以内。结果他们服从了。”

波特纳还竭力提请美国兵们注意：对他们的战俘给以人道待遇，或许能为在北朝鲜战俘营里的自己人换来较好的对待。对战俘施加过多暴力的美国兵受到惩处。由于韩国卫兵对战俘的态度极为恶劣，波特纳将他们全部从靠近营区的岗位上撤换下来。

到5月22日，神情沮丧的乔伊确信与共产党的谈判已经无望。他对其对手说：

这些冗长乏味的会谈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你方从未打算为谈判带来诚意。从一开始。你们就对会议议程百般挑剔。你们为讨价还价，不惜编造不合乎逻辑的问题，以致它们自相矛盾。当你们发现我们之间业已达成协议的履行不尽合你们心意时，你们就对其横加否认。你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杜撰出罪名，然后对我们进行毫无根据的指控。当所有诡计都已用尽且证明无效时，你们就醉心于谩骂和攻击。你们经常使用拖延议程，强词夺理以及矫揉造作的手法来阻碍停火协议的达成。本来，达成这样的协议，如果双方在会议桌前表现出同样的真诚，那将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会议记录中没有一件事表明你方的确是出于真挚和诚恳的心愿以取得会谈成果，而这些成果正是该谈判所预计要实现的目标。相反，在全世界面前，你们的行为越来越证明，你们既缺乏谈判的真诚，又缺少崇高的目的。你们之所以坐在谈判桌前，是因为你们想争取时间以重整被击垮的军队，是因为你们想在谈判桌上得到你们的军队在战场上所得不到的东西。你们的本质决定了你们无法理解联合国军的正义和尊严。对你们来说，这真是天大的不幸。你们更不可理解的是，这些强大、自豪和自由的国家，正是因为强大，才这样不计牺牲而捍卫人类原则，正是因为自豪，才这样面对诽谤和欺诈而保持尊严，正是因为自由，正是因为不惧怕真理，才这样敢于说真话。你们的行为正相反。你们总是将怀疑、贪婪和奸诈转嫁到联合国军头上，孰不知这正是你们自己的惯用伎俩。你们总是从字缝里挑出字来，从别人的好心里找出阴谋。

经过数月的谈判，联合国军司令部终以异常坚定和不可变更的口吻告诉共产党方面说，他们决不从有关战俘问题的立场上退却。

4月28日，我方曾就双方遗留的问题向你方提出一项平等、具体的解决方案。我们当时告诉过你们，现在依然要告诉你们，我们坚决遵守人道主义原则，坚决维护个人抉择的权利。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我们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再多的争吵和谩骂都无济于事，我们决不会为其所动。至于恢复和平和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免遭涂炭，你们只要怀有一丝这样的愿望，就会对解决问题抱以诚意。这种诚意，正如我在双方第一次会议上所说，将直接决定着双方谈判的成败与否。选择权操在你们手中。

在10个月零12天以后，对我来说已无事可做。谈判已没有余地。现在，我把继续同你们交涉这份不值得羡慕的工作移交给威廉·K·哈里森少将，他将接替我担任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愿上帝与他同在。

第38章　“我被迫成为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受命投掷了细菌弹”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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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9月28日）

1

李奇微一到巴黎，墙上的标语触目皆是：“李奇微，滚回去。”大都市的警察摩托车队护送着李奇微，其场面是令人难忘的。当李奇微及其夫人的车队招摇过市的时候，有一名男子突然冲开了警戒线，叫喊一些谁都听不懂的话。但李奇微认为，这一不友好的行为无疑受到共产党人的指使，他们仍在朝鲜制造事端，此事并不反映法国人民的真实情感。

其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得了眼痛病，卧室里的光线调得十分暗淡，他在那里接待了李奇微。他们在北约谈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在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非正式的会谈以后，李奇微了解到艾森豪威尔的全部观点。艾森豪威尔将离开法国，参加总统竞选，他意识到，李奇微并没有解决朝鲜的问题——发生在板门店的小小的争执只是发热而没有发光。如果他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决心迅速地结束这场战争。

乔伊因为没能达成协议而情绪沮丧，虽然他离开了板门店，但是，除了显然是难以解决的战俘遣返问题以外，他已成功地解决了所有问题，有大量的易手交换，但在很多事情上，他获得了比华盛顿所期望的更大的成功，他从来没有在每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上做过让步，不论他遭受多大的痛苦，他一直设法压抑着自己的感情，总是忍耐着坚持谈判。

接替他的是威廉·K·哈里森少将，他作为谈判代表已在板门店工作了4个月，5月23日，他以饱满的精神投入了这场唇枪舌战。他出生于名门望族，这一家族产生过一位《独立宣言》的签字者和两位总统。他是一位热心的基督徒，性情开朗。他哼着小调，以友好的微笑招呼着众人，快步跃入板门店的谈判篷。他准备去谈判——根据自己的主张。比如说，在第一次全体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心平气和地把下一次会议推延了4　天，尽管参谋长联席会议希望，日常举行的会议时间按共产党人所希望的长短来进行。

他确信，共产党人在打一场拖延战，“用语言而不是用武器来作战，”他曾对一位记者说：“他们不想让我们如愿达成停战协定，以此要挟我们让步，滚回老家去。既然我们都是聪明人，我们就要实现我们所希望的停战。做事应当有一定的目的，如果我们没有目的，也许我们最好什么都甭干。”共产党人有一个目的，他们想主宰世界，而且不容真正的讨论商议。“当你与人进行协商的时候，你们双方都试图获得一个结果，”可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是这么做的，他不准备听取共产党人的任何胡言乱语。

南日对这样一位人物毫无防备，在经过了几天反复的讨论以后，哈里森开始强硬起来，他平静地说：“显然，我能够使你相信的唯一方法，我想说的意思是起身告辞。”他和他的全体谈判代表陆续退出谈判帐篷，惶惑的共产党人在他们的身后惊讶地看着他们，哈里森识破了毛泽东拖延谈判的战术。

像哈里森一样，波特纳也是一位实干家，他决定新建一些小型的战俘营，以便把那些骚乱的俘虏隔离开来，他打算首先从最不驯服的俘虏营动手。6月10日上午　5点15分，那天正好是杜德将军获释一个月，76号营地外面，人们叫嚷着命令76号营地内的战俘以百人为一队集合起来，准备在半小时以后把他们迁移到新的战俘营去，如果他们好好配合，也许谁都不会受到伤害。一切正常进行，波特纳站在附近一个低矮的山坡上审视着现场，每一项工作，哪怕最细微的琐事部按计划做得井井有条，他胸有成竹。

一发信号弹缓缓飞向天空，187团战斗队向前开进。步枪上的刺刀闪闪发光，隆隆挺进的“巴顿”　坦克把篱笆柱子轧得粉碎，带倒钩的铁丝网轧进了尘土里，此时，催泪弹的烟雾笼罩了76号营地，步兵背着火焰喷射器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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