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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面壁站着，不许动！〃一个女人大声吆喝着。

然后我听到那两个女人一屁股往椅子上一坐，也没人吭声。这样好像过了很久，门被打开，然后是一个男人的讲话声，好像提及什么吃饭的事，只听得他们轻声商量了一阵后，其中一个女人便走离房间，待她回来时，又一个人出去了。我则自始至终一直面壁站着。

在静默中挨了好久，我两脚轮流交替着支撑着自己身子的重量，大约这样轮换了总有百来次了，忽地大门又打开了，一个男人，用一种敬畏又神秘的声气，就像中国高级官员家中的佣人在跟他那有地位的主人说话一样：〃来啦！〃意思似乎谁到达了，听他那语气，仿佛来者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

只听得那两个女人闪电似地从椅子上弹起来，又挟持着我的双臂，半拖半拽地把我带出大楼。我们穿过一个已废弃的篮球场，沿着一条两面夹着绿树的小道，拐进另一所大楼。我几乎给她们凌空挟持着；胳肢窝下，已被那两个女人铁钳似的手指擦破了皮。

我越来越觉得纳闷：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外表看，有点像大学的校舍，但看那整洁的楼面和修整过的草坪，又说明这里并不是普通高教系统的院校。那些押我一起来的人，就在离我前边几步远的地方走着，表情有点拘谨小心。虽则门上并没岗哨，但我敢肯定这里不是政府的机要部门，就是解放军的机关。中国百姓偶尔走过这种充满权威和火药味的地方时，往往要倍加小心的。

我们走进一个会议室，大约已有一百来人聚集在那里了，他们面对面分两组坐着，中间留出一块空间，对墙是一个讲台，一些穿着便服的人在讲台后围成个半圆圈坐着。那些第一看守所来的人，就坐在他们当中。墙上是文化革命中常见的标语，用白漆写在红布上，内容离不了那种对极左分子的歌功颂德和咒骂党内〃走资派〃的彻底破产之语，并声明富有〃历史意义〃的〃九大〃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伟大胜利。我看到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的画像，与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挂着。

室内每一件陈设都是讲究整洁的，这说明这幢大楼是属于一个经济宽裕、纪律严密的组织，这只能是解放军部队。我冷眼打量一下在座那些人的衣着，似都比大街上的普通群众要高级一些。许多人穿着呢料或纯涤纶的上装及裤子，不像上海普通那种会上，看上去尽是一片蓝海洋。

那两个女人把我押至面对讲台的扩音器前，其中一人把我的头往下一揿，因此我只能见到一片地板，唯一能看到的，只是扩音机里拉出来的条条凌乱不堪的电线。我想其中一根电线肯定就是通向喇叭，但其他那些众多电线又是通往何处呢？是否别的房间里还有人在参加这场斗争会呢？他们又是谁呢？又为什么显得如此神出鬼没？是不是他们不愿在我面前露脸呢？解放后除了里弄里的户籍警及负责上海工商局和外国公司联系的一个青年外，我只与几个国家干部有过几面之交。有几次我曾应邀出席过上海驻外使节的招待会，在那里我曾见过一位上海市副市长和一些外事处干部。现在上海市政府已被砸烂，他们肯定也成为迫害对象了。因此唯一可理解的是，林彪一派的人已接管了我的专案，那些听广播斗争会的是在职解放军，他们不愿让我看到的或许并不是他们的脸，而是他们的军装罢了。

全场都在振臂高呼口号，并挥动着小红书，一次一次地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随后是〃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一切依我看，不仅反映出〃九大〃以后，林彪的身价陡增，也足以证明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确实无疑为林彪的亲信，目的在于急速制造对林彪的个人突出。

我只能看到他们的两条腿。一个男人站在我前面发言，他报了我的家庭出身，个人生活经历。我早就领教过了，但凡每次造反派在报道我的情况时，总要添油加酱一番，把我描摹得更富有，生活方式更腐朽更奢侈。现在这场闹剧已演到异想天开，捕风捉影的高潮了。因为我曾答应他们不回击，所以就一味站那儿装哑巴。这与一九六六年的斗争会相比，倒觉得更轻松自在了。然而当那发言者告诉他们，我是帝国主义的特务时，那些与会者都从他们座位上跳起来，围着我施尽凌辱，以示他们对我的仇恨和愤怒。

如此的恶毒诽谤和羞辱，实在令我难以忍受。出于一种本能，我下意识地抬起头来。那女人却蓦地猛烈扭了下我反扣着的双手，顿时肩胛处关节一阵剧疼，就像已被撕裂似的。我只得俯下头往前弯着身子以减轻一些痛苦。当其他人上前指控我时，我一直只得保持着这个姿势。只有在他们高呼口号时，才准许我把两臂放下。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这是在对我施行〃喷气式〃。这是造反派发明的用以摧残他们认为是顽固不化的受害者的一种方式，这样可以强制他们低头。

另一个人接下去发言，他指责我〃对抗代表共产党的造反派的命令〃，抗拒交代。这时我才明白，我拒不认罪，就是反党的表现。此时，那些与会者更表现得忍无可忍了。看来，是否反党的罪行比特务更为严重？我未来得及自己作出回答，已被推倒在地，那几个强壮得巨人般的悍妇，又把我拖了起来，拉回到原来的地方。

第三个人又接着发言，揭发我为刘少奇翻案。自从中央委员会发布了打倒刘少奇的决议之后，一直在大肆宣传决议的英明正确，因此〃刘少奇〃这个名字显得十分敏感，那些不愿在政治上遭麻烦的人，一旦要表现他那并非出自内心的感情时，必然会更加夸大其辞，而那些在场的听众当然也不例外。那两个女人此时倒显得十分灵敏，随时准备着把我两手往背后架起来。有几次，她们竟动手殴打我。

与会者的情绪变得歇斯底里了，他们的叫嚣已压倒发言者的讲话声，还有人在我身后猛力推搡。我一个踉跄，把扩音话筒都撞倒了。有个女人想把它拣起来，却被电线绊倒了，连同我也一起被拖倒在地。因我双臂被手铐反锁在身后，因此跌在地上的姿势十分不雅，脸部贴在地上。许多人在这场突发的骚乱中，都接二连三地绊倒在我们身上，顿时全场一片喧杂凌乱。凡分钟后，我又被拉起来。

我己精疲力尽了，直盼着大会快点结束。但发言者还是一个接一个，川流不息的，似乎台上那些围着讲台的人，都想表现一下自己。对我的揭发批判好歹总算停止了，随后，他们开始争相唱着歌颂林彪的歌曲，以这些满是溢美之词的歌曲，来对林彪竭尽吹捧之能事。我想，唯有在林彪的亲信此刻正在某隐蔽处视察着，他们才会显得如此狂热及忠心耿耿，否则这过分的狂热似是无法解释的。

忽地我身后门一开，一个男人关照着：〃走啦！〃意思是有人离开会场了。这简单两个字像是闪电一过，那正在发言的即刻中止了讲话。因为在另一处观察这一切的重要人物己走了，因此这场戏也不必再演下去了。有些人已站起来了，也有些在开始收拾他们的上衣和提包。那发言者就匆匆忙忙地领着他们呼口号，但现在他已被大大地冷落了，只有少数人，一边离开会场一边敷衍地跟着他叫了几句。看起来，似乎他们对我的怒气也已平息了，虽然他们没有对我微笑，但飘来的目光已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不过是他们所参加的多次批判会中的一个受害者而已。他们已完成了上级布置的任务．现在，这一切都已告一段落了。当有人从我身边擦过不慎碰了我一下时，后面的人竟会伸手扶挡我一下。

只一会儿功夫，会场里的人几乎都走空了。那些人边走着，互相还在聊着天：〃这天还有点冷，你说呢？〃〃晚上在哪吃饭？〃〃天下雨了吗？〃等等，就好像他们刚刚看完戏，或是电影散场一样。

有如气球〃啪〃地一下漏了气，反正一下子四处都弥散着这种松垮的气氛。那两个悍妇把我押往那等候着的车里，这次，她们都不再捉住我双肩，让我一个人拖着疲惫的步子走着。对她们来说，她们的戏也结束了。

对〃九大〃的庆祝，持续了有好几个星期。每隔几天，我就要被带去参加各个斗争大会。有几次大会，都不如那第一次的组织工作这般好。有时碰到的与会者过分狂热积极，我便要多吃苦头了。然后，再被召去提审，反复盘问我是否准备交代。我不是说〃没什么可交代〃的，就是〃我没有罪〃，或者索性一声不吭。而他们，则又带我去参加另一个批斗会，这种反复轮回的批斗会，称为〃游斗〃，是一种麻痹神经的体罚。就这么一天天地，我耳里灌满了愤怒的声讨声，眼前老恍惚晃动着一张张敌视的嘴脸，因着戴手铐及肉体的凌辱而致全身疼痛不已。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像个人，只是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有时，我似觉得自己的灵魂已脱离了我的躯壳，以一种超然客观的目光，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虽然过后，我又会清醒地回到眼前的现实中来，但我从不因此而感到慌乱和害怕。

以我个人的体会，〃游斗〃虽说是十分痛苦，但较之其他，还属比较〃温和〃的。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后，群众都开始自由谈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遭遇。我曾听得一位枯瘪的老人，幽默又不以为然地谈及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的遭遇，他告诉我，他曾被斗达一百次以上，常常在头颈上被套上一条粗铁链，这是用来对付那些拒不低头的受害者的。唯当他提及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事，就是在斗争大会上当场一命呜呼时，他才脸露蹙容。当我与他谈到〃喷气式〃时，他则摆出一副毫不足道的神情说：〃这是每个挨斗者都尝过的味道。〃

第十章我弟弟的交代待

那没完没了的〃游斗〃过后，已是夏天了。在七月盛暑来临之前，上海会出现一段霏霏不止的阴雨，这就是黄梅季节，因黄梅成熟于六月而得名。囚室里泛起一股潮气，水泥地上湿漉漉的。一次滂滂沛沛的暴雨之后，阴沟的水倒翻出来，沿着墙脚渗浸进室内，在一个墙犄角积起一个黑漉漉的水洼，散发出阵阵霉气和腐臭味，令人无法透气。我收藏好的冬农都发了霉，连同那在湿潮的水泥地上只搁了一夜的鞋子，都长满了绿色的霉斑。

但天气的转暖还是很让我高兴，因为我不必再因寒冷而浑身颤栗不止，即使将所有的衣服，都穿上缩在被窝里都不够御寒。但潮湿的气候却令我关节肿胀生疼。遇上那种阴冷的凄凄雨天，我的关节会僵直得早上都起不了床。与此同时，我牙龈的炎症也更严重了。不仅在刷牙时出血，简直整天都在出血。我每次进食以前，都必须先用手磨擦牙龈，将血挤干净后再漱了口，方可咀嚼。即便如此，发炎的牙龈遇到咸的食物，也会令我疼得周身打颤。因此，我得先用冷水把菜里的盐分漂掉后再吃。每逢疼痛得难以忍熬时，那青年医生就给我开一点消炎片消炎。但他告诉我，监狱医院里没有设牙科。

为了扭转我日趋衰弱的健康状况，我必得向疾病抗争，对生存的强烈渴求，令我对生活别无他欲，但求能够活着。不过无论身心承受怎样的苦难，我的心绪较之以往更趋宁静平和，这是因为，持续不息的提审，令我感到还有澄清问题的希望。几乎每隔几天，我总被召去受审，在那边，工宣队出身的审问员，询问我许多亲友的情况，且每问及一位，就要我详细写出有关他们的书面材料及我们间的关系。我知道他们一定会把我所写的与我亲友所写的核对。例如他们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又对他们说了些什么等等。那些审问员及他们的助手，会把这些材料进行核实比较，一旦发现有不符之处，就会对我横加怀疑。所以，我必须写得十分正确，但不能太细致具体，以免与其他人所写的有出入。有几次审问，针锋相对。有些审问员因为对我所写或所讲的内容不满足，便对我极尽恐吓威胁之能事，还胁迫我对某些亲友提供罪证，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样一来，我就估出，那些亲友，已遇到麻烦了。

总的来讲，在回答或书写有关我亲友的情况时，我总将此作为一个为他们说些开脱有利之话的机会。以他们过去的工作性质及生活方式，一般我都能猜估到，他们在文化革命中面临的是何种麻烦。我则绞尽脑汁地回忆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尽力让造反派能改善对他们的看法。在书面汇报中，我措词也尽量运用左派比较熟悉并容易接受的词句。

我们这一代有文化的中国人，最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我们有强烈的爱国心。我们这些人，自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地持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对我们国家较之他国的落后之处，时刻萦绕心头。事实上纵观中国的近代史，其实是百年来中国优秀文化日失优势的一个记录。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之时，大家都认定共产党能领导中国向前迈步，因此我们许多人，都愿意留在中国，或从海外返回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然而现在回过去看，那样的想法真是幼稚又质朴。因此，在我写书面汇报时，总是坦诚地表白我的亲友，都是爱国及有所作为的。但事实上，我的努力，有如瞎子点灯白费蜡。因为造反派，就是一心一意要挑剔别人的过失，不愿看重人家的德行。再说，极左分子根本混淆了国家和政府两者之间的概念区别。国家，是指〃有共同祖籍的人民〃，政治，是指〃在同一个政体下，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假若一个人，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就在中国的文化生活中为科学或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的努力并不被承认是为中国服务，而是划为替国民党统治者服务，这些人便被指控支持敌人统治中国而属有罪。这种观点是如此狭隘和荒谬，令我常为此而向审问员据理力争。

一系列的审问，都是在梅雨季节进行的。常常在抵达审讯室时，我已浑身都给雨水淋湿了，鞋袜也都浸透了水。我没有雨衣，幸而天还不是太热，可以多穿几件衣服，不致渗湿内衣。这样的审问一直持续到夏天。雨季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闷热和蚊子。有时，那些曾要我书写材料的我那些亲友的单位代表，也来参加对我的审问。如是，我就知道哪些亲友也跟我一样在接受审查。我很为他们担心，我常常特意留心那些陌生人的神情态度。假如他们看上去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我就稍稍放心一点；假如他们显得无知又朗险，我就为我的亲友担心。

秋天时，一个来自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军管会代表，向我了解他们院长黄佐临的情况。黄和他的妻子妲妮，是我和丈夫在伦敦读书时结识的老朋友。妲妮是个漂亮而富有演戏才华的高超演员。上海解放时，黄已是一位著名导演了。大家都知道他们夫妇俩已被上海地下党邀请留在上海。两人都立即被共产党聘用；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后，黄被任命为院长，并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工作得很出色。在上海戏剧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第一流的剧本，其中包括莎翁的喜剧及其他当代欧美作者写的有关讽刺资本主义制度的作品。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中国观众体会到外国构剧作家，也可以用批评的方式来描述他们所处身的社会的阴暗面。中国的评论家及文化部门的党的领导，都认为黄是第一流的导演。显然，他和那些紧跟极左派的所谓〃艺术为政治服务〃，及〃文艺要歌颂工农兵〃的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在我这次受审之前，我已从报上读到好几篇有关批判黄在五十年代导演的一部名为《战上海》的电影的文章。这部电影，是颂扬共产党解放上海时的英勇战迹。不仅艺术手法高超，而且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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