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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年1月8日（第1页）

第二十一章

1963年1月8日

广州

欧淑芬费了好一会儿功夫才把孩子哄着，她无力地靠在床头，面容憔悴，神情木然，才几天的时间，仿佛有一把巨锤一下就把她击入深渊。

那天是新年的第二天，她高高兴兴给孩子穿上新衣，正准备抱着孩子上街逛花市，丈夫接了个电话，说回处里开会。临出门，他抱着孩子亲了又亲，她还推着他往外走，说快去快回，晚上回来吃饭，田之雄怔怔地看了看她，就匆匆忙忙出了门。

她一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的，自从与田之雄结婚，类似的情况她早就习惯了，哪怕是半夜，他都有可能匆匆忙忙出门，没几天又会悄无声息回来。有时还给她带些糕点，像许多的广州女孩子一样，她爱吃甜食。

她父亲在她上初中时就去世了，给她和母亲在芳村留下了一间破旧的小屋。母亲也是穷苦人家出身，善良、勤劳但身无长技，只好替人家帮佣供欧淑芬上学。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好的她放弃了考大学，转而投报了省警校，因为警校不收学费，还发制服，这样母亲的负担会轻许多。

警校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广州市公安局，实习期满，就在档案室上班了。在那个年月，能在公安机关工作，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这不仅意味着你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还说明你公正、清廉、有威信。人们会以信任、羡慕和敬畏交杂的目光注视你，会在对你警察身份的称呼前冠以“人民”二字，或者简称你为“民警”。

可欧淑芬没那么高的志向，也没有如田之雄那样的使命感。她相貌平平，身材瘦削，警服穿在身上总显得肥肥大大。她就是个典型的广东女人，像小鸟衔窝一样，一点一滴地添置家里的东西，即使在最困难的前两年，也每天想办法煲点汤给他的男人喝，最大的梦想就是经营好自已的小家庭。

她从没觉得作为一名公安人员有什么特权，就觉得与普通坐机关没什么两样，每天朝九晚五，每周休息一天。但她从内心里热爱新社会，热爱这份工作，因为新社会让她和她母亲这样的穷苦人翻了身，成了社会的主人。因此，对于那些胆敢颠覆新社会、反对共产党的特务、反革命、坏分子，她从心里厌恶痛恨。一旦革命需要，她也会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保卫胜利果实。

她与田之雄认识，是处里的一个老大姐介绍的，那时田之雄已三十岁了。在此之前，她没有谈过恋爱，也没有那个小伙子追求过她。她第一眼就喜欢上这个精干利落的小伙子，半年以后他们结了婚，两年多后他们又有了儿子。

他们结婚时，田之雄身无长物，除了每月发的微薄工资，只有公家发的一床旧的军用棉被和几身警服，是田之雄单位给他们分了一间单元房，他处里的同志凑钱买了些生活用品，才让他们有了一个家。

多年警校的教育和公安工作的熏陶，使她对丈夫的工作多少有些了解，尽管田之雄回到家从来不说工作上的事，这并不妨碍欧淑芬对她丈夫的爱甚至上升到崇拜。她知道他丈夫从事的是公安事业中最艰险、最无畏、最忠诚的政治保卫工作，况且她丈夫还是个孤儿，理应得到更温暖的家庭、更多的关怀，以使他在工作中不分心、不烦恼。因此，她的体贴入微、她的善解人意、她的勤快能干在省厅宿舍小区里有口皆碑。连跟她一块住的母亲都每天容光焕发，为她的女儿和女婿倍感自豪。自从儿子降生，欧淑芬更成了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身子也显得圆润了些，眼里常蕴含着母性的光辉。他丈夫特意给孩子取名叫田正义，因为孩子的父母都从事正义的事业。

可这一切都在那天彻底改变了。

那天下午她正在上班，忙着把春节期间积累下来的文档一一登记存档。突然，她的处长、科长带着两名女警出现在她办公室，当众向她宣读了省厅和市局的文件，那几个词语“叛逃”、“开除”、“审查”直到现在仍然在她的脑袋里轰然作响，反复萦绕。

接下来，她被勒令脱下警服，在两名女警的押送下，在走廊里办公室同事的惊愕注视下，耻辱地离开她每天上班的办公大楼，直接被押往市局看守所一间单独的囚室隔离关押。经过三天讯问，大概是见确实问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今天一早又被押送着收拾好简单的行李，搬出公安厅宿舍，搬回在芳村的老屋。

老屋已经好久没住人了，窗玻璃碎了，窗棱也朽了，屋里到处是灰尘。屋子很暗，白天都亮着15瓦的灯泡。老实的母亲受到惊吓，犯了心口疼，只能躺在床上唉声叹气。

欧淑芬目光呆滞反复回想着田之雄离家前的神情举动，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她那个平日里可亲可敬的丈夫怎么会连个暗示都没有就撇下妻儿老小，更想不明白，她那个充满使命感、正义感的丈夫怎么会抛弃大好前程突然叛变投敌。也许是组织上搞错了？也许叛变的是别人呢？也许田之雄是被绑架了呢？想到这儿，她蓦地心底生出一丝希望，甚至想象着也许过不了多久，田之雄就会英雄般归来；领导们会登门来慰问她，向她道歉，让她恢复工作；他们又会搬回公安厅宿舍，甚至给他们换套更大的房子；同事们又会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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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丝希望让她从床上爬起来，她要把房间打扫干净，不愿让突然归来的丈夫看到她和儿子生活得窝窝囊囊。她细心地找出她的丝巾—那还是丈夫去北京学习时给她带的礼物呢，挡在熟睡的儿子脸上，开始收拾屋子。

突然，房门开了，几个人，确切说是两男一女闯了进来。为首的中年男人长得文质彬彬，两鬓略有些白发，却是一脸冰霜。欧淑芬手里拿着扫帚，呆呆地看着他们，那个中年妇女，她认识，是这里的街道主任，姓李。

李主任用训斥的口吻说：“欧淑芬，把扫帚放下，坐好！”

她顺从地在床沿边坐下，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抓着床褥。母亲也颤巍巍坐起身，倚在床边。

那个年轻人介绍说：“这是省厅的林副处长来看看你们。”

为首的男人摆摆手：“别把孩子吵醒了。”又自我介绍说：“我叫林华堂，是省厅政治部的，厅领导让我来看看。”

欧淑芬认识田之雄处里的陈处长、冯科长，他们平时对他们都很好，这次都受牵累受到了处分，她心里很想见见他们问个究竟，听母亲说在她被关押期间，冯科长还带了一包奶粉来，但什么也没说就走了。这个林副处长却从未见过。

林华堂冷冷地接着说：“省厅和市局的决定你都清楚了。接下来的几天你要老老实实地把与叛徒田之雄交往的过程写成材料，交给组织，尤其是田之雄的社会关系、他离开家前的种种表现等情况一五一十地交待清楚，等待厅专案组的审查。田之雄的问题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建国后公安机关闻所未闻的大案，性质极其恶劣，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机密，你作为他的妻子不可能一点情况都不知道。你要老老实实交代你所知道的情况，接受组织的严格审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知情不报，罪加一等。审查期间，你和你母亲都不能随意出门，由当地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对你们实行监视居住。等审查结束了，会对你宣布下一步的处理决定。听明白了吗？！”

欧淑芬点点头。

林华堂指了指同来的一男一女：“这是派出所民警小王，这是街道居委会李主任，他们会不定期来查看。”

他语气稍稍和缓了一点：“欧淑芬，你以前也做过公安工作，你要相信党，相信组织，我们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你的问题终究会搞清楚的。你有老人，有孩子，你也要为他们着想，争取早日说清楚。我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我们会对你们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你生活上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们说。”他顺手指了指李主任和小王。

她仍旧低着头，双脚规规矩矩地并拢，期期艾艾地说：“我……要买菜，孩子……孩子也要吃，……工资…没了。”

林华堂：“厅领导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考虑到你有老人、孩子要照顾，才把你从看守所放出来，改成监视居住的，你要感谢组织对你的照顾和挽救，不要提过分的要求。你已经被清除出公安队伍了，工资当然停发啦。监视居住期间，每个月由街道给你发20元钱生活费，你母亲可以出门买菜，但也不能走远。这几天先克服一下吧。”他环顾了一下破败的小屋，对李主任说：“街道上找个人帮她修修窗子吧，别把孩子冻着。”

欧淑芬抬起头，感激地看了林华堂一眼。

“就这样吧！”三人转身离去，到门外，林华堂又低声向李主任和小王叮嘱了几句，欧淑芬一个字都没听见。

三人离开好一会儿，欧淑芬依旧呆呆地坐在床边，两行清泪潺潺流下，刚才心里的一丝希望之火被几人的到来残酷地熄灭，她心底升起从来没有过的苍凉，没有一点继续打扫屋子的想法，悲痛、绝望、哀伤充斥她的全身，只想身边出现一条像珠江一样的大河，她可以一头扑进去，彻底摆脱这些绝望和哀伤。

身后的母亲发出轻微的呻吟，她赶忙过去扶着母亲慢慢地躺下。这时，孩子又醒来，“哇”地哭出声来，她又急忙过来抱起孩子。当孩子细嫩的肌肤贴在她脸上的一瞬间，她那瘦削身体里的母性和倔强油然而生。

田之雄，我要等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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