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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9节（第2页）

因为与新党其他人不相能，被放到了永兴军路，却又因为用人不当，搞出了广锐军变，幸好有个能干的邻居，靠苏油给他擦了屁股。

王安石去相之后，韩绛成了首相，饱受吕惠卿欺负。

当时苏油在浙江，对韩绛阳奉阴违，自己创收自己用，一文钱没有找韩绛要，韩绛也要不到苏油一文钱的援助。

最后韩绛扛不住吕惠卿的攻势，密奏赵顼引王安石二次入相，打倒了吕惠卿，保住了自己的权位。

由此也被士林风议打了差评，对新党瓦解要负一定责任。

不过韩绛的官运实在是太好，几乎轮着将大宋顶级官僚的职务都坐了个遍，甚至新成立的军机处都执掌过一任，资历上真是够够的。

而且韩绛纵然百般不行，却又一个好处，就是喜欢延接人才，而且也颇有自知之明，对权力不是非常热中，相反，每每希望有个大头在自己上边顶着，大树底下好乘凉。

司马光上台后，韩绛非常明白将来的大树就是苏油，又开始大力举荐苏油一派的官员，暗中帮了苏油不少的忙。

所以说，韩绛最大的能耐，就是官场嗅觉是非常敏锐，每每提前布置，而且站队永远正确。

他知道苏油的性格，所以从来不和苏油打交道，哪怕私底下都没有，他知道苏油会给自己足够的回报。

因此在迎接德妃一事上，高滔滔虽然责备了德妃，韩绛却是一点没沾是非，这里边就有苏油的操作。

还有就是韩绛致仕之时，朝廷拟定的规格相当高——除检校太尉，守司空，依前开府仪同三司。

而苏轼在制词中，有“而况卿出入四世，师表万民。身任安危，位兼将相。永惟三宗眷遇之重，宜极一品褒崇之荣。”

范纯仁在他墓志铭中写道：“立朝端方，刚毅任重，得大臣体。遇事果敢，临义勇发，不为后顾。乐善疾恶出于天性，故其论奏虽一时有行与不行，而读之皆知其心本出于忠义，感激而为之也。”

又有：“当时贤豪多出其门，其后往往至公相、列侍从。其未显时而指以为贤者，尚多有也。”

这些也算是给韩绛的回报。

韩绛的去世，还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标志，他是与苏油资历相并的同期大臣，连他都已经凋零，而苏油才刚刚过完四十岁的生日。

辛巳，吕公著再请致仕，苏油上书请朝廷挽留。

高滔滔诏吕公著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议事，出省毋拘以时。

又为吕公著别建第于东府之南，启北扉以便执政就议。恩数如其父吕夷简，朝野以为荣显。

壬午，朝廷颁布了一系列的任命，以观文殿学士兼侍读，提举军机处掌书记蔡京为门下侍郎，尚书左丞刘挚为中书侍郎，尚书右丞王存为尚书左丞，中书舍人苏辙为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晁补之为签书枢密院事。

甲申，左右正言韩川、刘安世进对，太皇太后问：“近日差除如何？”

安世对曰：“朝廷用人，皆协舆望。”

五月，范纯仁上疏：“侧闻圣训谓朋党宜早施行。以臣愚见，朝臣本无朋党，但善恶邪正，各以类分，陛下既用善人，则匪人皆忧难进，遂以善人之相称举者皆指为朋党。”

“昔庆历时，先臣与韩琦、富弼同为执政，各举所知，当时飞语指为朋党，三人相继补外。造谤者公相庆曰：‘一网打尽矣！’此事未远，愿陛下戒之。”

因极言前世朋党之祸，并录欧阳修《朋党论》上之。

苏油如今终于开始有了些清闲，工作分派得非常合理，自己主抓财政、工业和经济，其余如谏议、人事任免，尽数交于吕公著、范纯仁等人料理。

朝廷的新政，到现在方才算是得到彻底的贯彻实施，成效斐然。

新法调整完毕之后，百姓的负担得到极大程度的解绑，自打朝廷宣布按亩按贸易额纳赋之后，民间财富积累猛然增长，势头让高滔滔到群臣都感到震惊！

以前的赋税额度与户等，是按照家产来的，瓶瓶罐罐家畜锄头都要算入户等统计，这就导致了百姓们连多余的积累都不敢置办。

这是经济学院的重大研究成果，然后苏油采纳，将纳税标准从资产中抽取，调整为从生产所得中抽取，一下子就鼓舞了老百姓们生产的热情。

造房子，养家禽家畜，种桑树，买农机农具，置办家产，打家具，买布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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